2019，互聯網金融退潮，十年繁華，夢幻一場。

互金退潮，不少銀行松了口氣：少了它們“搗亂”，手握牌照和低成本資金，又有幾年好日子可過了。

但是，請注意，人生智慧提醒我們：“如果你擔心，你就不必擔心；如果你不擔心，你就要擔心了。”

形勢大好時，恰是危險迫近時。從來沒有歲月靜好，互金退場，只是為下一階段的殘酷競爭拉開序幕，更多不確定性正撲面襲來。

用戶覺醒

沖擊者離場，沖擊還在發酵。首要者，就是用戶覺醒。

在傳統金融業務供需關系中，一直是銀行強勢主導，用戶被評估、被選擇，發言權有限。比如，貸款業務中，用戶申請，銀行審批；理財業務中，用戶被評估，銀行設置起購門檻；支付業務中，也有額度限制。

金融業務不同于一般產品買賣，以錢為交易對象，與風險打交道，對專業性要求極高。一般產品交易，多是用戶主導；在金融行業，銀行與用戶在專業層面的鴻溝，足夠扭轉雙方的主導權，銀行占據了主導地位。

但銀行的主導地位，不僅體現在風險評估等專業領域，還導致了其對市場的遲鈍和對用戶的傲慢。互金出現之前，用戶選擇權有限，即便用腳投票，也不過是“矮子里面拔將軍”。

但長期的口碑抱怨和負面情緒，總要找到出口。互金入場，提供了這個出口，成就了自己，也“激活”了用戶。天平開始向用戶一側傾斜，當用戶慢慢站起來，銀行便只能俯下身去。

選擇自由

十幾年前，用戶一邊吐槽大銀行的糟糕體驗，一邊乖乖做大銀行的用戶。原因很簡單——在那個看“網點”的時代，網點即真理，大銀行的網點無處不在，糟糕體驗能奈它何？

畢竟，一切金融服務都在網點中進行，用戶只能在周邊三公里內的幾個網點就近選擇服務，沒有真正的選擇權。

互聯網金融崛起后，通過金融APP，用戶有能力與成百上千個金融機構建立聯系，掙脫了線下物理空間束縛，獲得了選擇自由。

有了選擇自由，才能用腳投票，這是用戶權利覺醒的第一步。

競爭賦權

用戶選擇自由，加劇銀行競爭，而競爭，進一步給用戶賦權。

一 度，銀行間的競爭是很“羊性”的。網點，作為唯一聽得到炮聲的地方，KPI壓力雖大，競爭卻不激烈。方圓三公里內，幾家網點相互競爭，用戶兜兜轉轉，也不 過在幾家之間做選擇。在這樣一個封閉的小圈子里，網點之間會不自覺結成隱性同盟，誰也不去做那些“傷敵一千、自損八百”的傻事，大家日子都過得去。

現在不同了，用戶面對的是開放環境，一旦走了，就真的不回來了。此時，銀行只能俯下身來，拼命出血討好，還得滿臉堆笑。競爭越來越充分，越來越狼性。

正如經典經濟學理論描述的，充分競爭讓商家利潤趨近于零，雖然競爭讓銀行服務水平普遍提升，用戶卻越來越挑剔了，銀行盈利能力也越來越差了。

此時，佛系賺錢就行不通了。發力“場景”和“科技”，打通任督二脈，激活自身潛能，銀行走上轉型之路。

場景入場

銀行追著用戶跑，用戶追著場景跑，于是，銀行加速做場景，場景方也借著用戶的勢入場了。

競爭沿著兩條線展開：場景巨頭，走的是“+金融”之路，實業上加金融，相對容易；銀行，走的是“+場景”之路，金融反向加實業，步步維艱。

銀行“+場景”沒走通，便選擇了開放之路；場景巨頭“+金融”孕育出金融科技巨頭，也走上了開放之路。

在彼此開放、交叉合作中，金融與場景融合趨勢愈發不可逆。

這個時候，意外出現了。

神仙干仗，以和解告一段落，卻逼死了一般的互金機構。那些既缺乏場景支撐，又不持有金融硬牌照的互金機構，開始與趨勢脫節，生存空間日趨狹窄，走上了異化和冒險之路。

這里面，有P2P，有小貸公司，有支付機構，也有大數據服務公司、催收機構，甚至還有小的農商行、城商行，更有大量非持牌創業機構。它們，一心只想活下去，不愿離場，放下了普惠金融的夢想與榮光，一頭扎進現金貸的風口里。

有了它們的參與，現金貸蒸蒸日上，高利貸、暴力催收也開始層出不窮，成為行業痼疾。

花團錦簇背后，命運早已暗中標好了價碼。這些機構，下場都不怎么樣：有些資金端被龐氏騙局自行撐破，有些死于下行周期，有些被強監管斬落馬下，還有些被迫轉型，看不到前路。

互金機構，一旦忘記了普惠金融初心，就只能付出離場退出的代價，或許曾經風光無限，最終也不過成為金融科技大潮中的一段暗黑插曲。

另一邊，金融與場景的融合還在加速。

金融與場景的融合，背后是金融數據與場景數據的融合，數據重混產生化學反應，激活了金融科技。金融科技，則進一步加速金融業深化變革。

科技崛起

科技，一直都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驅動力。不夸張地說，無論哪個行業、哪個職業，唯有先與科技融合、和解，才有生存的權利。

1988年，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·列維-斯特勞斯曾在《亦近，亦遠》中自問道：“你認為當今世界還有哲學的一席之地嗎？”他接著回答道，“當然有，但只有當哲學基于當今的科學知識與成就時才能立足”。

哲學貴為科學之母（愛因斯坦語），尚需棲身于科學才能立足，何況是金融業呢？所以，我們在談論“科技是金融第一驅動力”時，究竟在說什么？

我們不是在強調科技很重要，科技一直對金融很重要，幾十年來從未改變，不需強調；我們實際上是在提醒說，科技驅動下的金融創新，已步入從量變到質變的躍遷階段，進入非常關口期。

熊彼特曾說過一句名言：

“無論你如何重組郵政馬車，你永遠不能因此而得到鐵路”。

這句話實際上在講創新的兩個階段：重組郵政馬車，是現有模式的優化完善，不妨理解為“量變”，彼此屬于同一層次的競爭；鐵路和火車，則屬于顛覆性創新，可以理解為“質變”，相比馬車已可降維打擊。

馬車跑得再快，也跑不過火車。火車出現后，馬車退出舞臺只是時間問題，這個時候，修馬路不再重要，修鐵路才關系長期競爭力。而當前金融科技的創新，便不啻于從“郵政馬車”到“鐵路火車”的躍進。

原因在哪里呢？

十年前的金融科技，是設備和系統層面的；近十年的金融科技，受益于金融場景化的數據積累和人工智能的突破性進展，在自動化、智能化方面實現了全面突破。一如紡織機取代紡織女工，金融AI賦能下的金融新模式，與傳統模式相比，漸漸具備了碾壓優勢。

這對金融業而言，是一場深刻的變革。短短數年間，鳥槍換炮，賽道變了。傳統模式下的業務流程、機制文化，從經驗優勢變成轉型累贅，傳統金融服務和產品，與傳統流程模式自洽，在金融科技驅動的新模式下，則顯得格格不入。

“時代拋棄你時，連聲招呼都不會打”。

一個時代過去了，一個時代正加速走來。金融機構面對的，便是這種時代的變遷，搶不到新時代船票的，沒有出路，只能湮沒在行業周期變動的長河中。

在歷史中尋找答案

應對時代變遷，過往五年、十年的經驗都沒用，我們需要在歷史長河中尋找應對智慧。

1894年，干支紀年甲午年，中日爆發海戰，史稱“甲午戰爭”。大清在這場“國運之戰”中敗北，從此一蹶不振，日本則一躍而起，躋身強國之列。

在國內，甲午戰爭失敗標志著洋務運動破產——僅僅照搬西方物質層面的“船堅炮利”，不能救中國。一如梁漱溟先生的批評：

“他們以為西洋這些東西好像一個瓜，我們僅將瓜蔓截斷，就可以搬過來！如此的輕輕一改變，不單這些東西搬不過來，并且使中國舊有文化的步驟也全亂了”。

之后，中國救亡圖存從“西洋制械練兵之術”轉向變法之路，廢科舉、興學校，改良派主導了“戊戌變法”；變法被慈禧太后扼殺后，守舊派回光返照，義和團興起，“扶清滅洋”卻以卵擊石，以八國聯軍入侵告一段落，大清付出了4.5億兩白銀的代價（史稱庚子賠款）。

之后，社會目光轉向政治制度變革，有立憲和革命之爭，終于孕育出“辛亥革命”。

再之后，大總統袁世凱復辟帝制，大家醒悟——原來改變政治制度也不徹底，又開始著眼于文化變革，有了“新文化運動”，想要喚醒大多數民眾，為“德先生”和“賽先生”的落地生根改善土壤環境。

一如當時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先生在《吾人之最后覺悟》一文中所言：

“今之所謂共和所謂立憲者，乃少數政黨之主張，多數國民不見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。蓋多數人之覺悟，少數人可為先導，而不可為代庖；共和立憲之大業，少數人可主張，而未可實現。”

之后，中國革命之所以勝利，果然也源于喚醒了大多數民眾。

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發現，往昔崢嶸歲月，種種曲折艱辛，皆因最初未能認識真正的挑戰在何處。沖擊下的轉型不易，找到真正的挑戰，尤其不易。

把視線轉回到當前的金融業，面對金融科技沖擊，金融機構看到的，何嘗不是金融科技的“船堅炮利”。看到了場景、數據和科技，于是，也去建場景，也去拓數據，去招聘科技人才，去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，去進行系統改造，推動IT敏捷轉型。

但這些就夠了嗎？

顯然不夠。

金融機構真正的挑戰并非科技本身，而是能否創造金融科技自生自長的土壤環境。否則，一味著眼于科技，也只是“把瓜蔓截斷，摘了幾個瓜回來”，絕非真正的金融科技轉型，恐怕在未來某個時點，依舊會輸掉關系自身命運的“甲午戰爭”。

有沖突，才有活力

面對不確定的未來，你只能擁抱它。

舞臺上熱鬧非凡，舞曲卻不停變換。于是，總有沖突與混亂，但終究，人們會隨著新曲跳舞，畢竟，怎么跳不重要，一直跳下去，才是目的。

在《歷史的教訓》中，威爾 杜蘭特總結道：

“老年人抵制年輕人，與年輕人刺激老年人，都是對的。經過這樣的對抗，就像兩性沖突和階級斗爭一樣，才能產生充滿張力的創造性力量，才能帶來富有活力的發展，才能產生整體隱而不彰的基本統一與運動。”

你看，守舊與創新，都沒有錯；有沖突，才有活力。

2019，是值得我們記住的。互聯網在這一年退潮，新時代也在這一年開啟。機構進進出出，生死流轉，行業變遷，從未停下腳步。

挑戰，一直都在。

作者：薛洪言

來源：蘇寧財富資訊